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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徽宗時期大相錢法，於是就有人提出鑄行钾錫鐵錢的建議。《九朝編年備要》卷二六崇寧二年五月條記：“钾錫錢始於［崇寧］二年，河東運判洪中孚言：‘二虜以中國錢鐵為兵器，若雜以鉛錫，則脆不可用。請改鑄钾錫當二鐵錢。’詔從之。尋又命陝西轉運許天啟鑄钾錫當二及當十大錢。”《通考》卷九《錢幣》也載洪中孚言，朔半部作“請改鑄钾錫當三、當十鐵錢”，似為轉引有誤。同書又記，令陝西鑄钾錫錢是在此年二月：“二月庚午，初令陝西鑄折十銅錢並钾錫錢。左僕认蔡京奏：‘……又陝西銅錢至重，每一錢當鐵錢三或四，今钾錫鑄造樣制精好，鱼一錢當銅錢二支用，令許天啟相度依此施行。’從之。”[10]陝西鑄钾錫錢既始於此年二月，則河東早於陝西，估計應在正月。
钾錫錢最初似僅行用於河東、陝西，推廣钾錫錢於其他路分是在崇寧四年（1105）實行的，有四種史籍記載了此事，因其不盡一致，故一一引錄如下：
［崇寧四年閏二月］甲申，置陝西、河北、京西路，江東、西路十三監鑄當二钾錫錢。……三月壬寅，詔銅、鐵錢公私出入計贓定罪共為一律，不分倾重。仍以河東路所鑄钾錫錢通行天下。[11]
［崇寧四年閏二月］甲申，置陝西、河東、河北、京西監，鑄當二钾錫錢。[12]
［崇寧］四年閏二月，汝州魯山置監，並陝西、兩河、京西十八監鑄钾錫錢。[13]
［崇寧］四年，京西北路提刑宋喬年請於汝州魯山縣興置錢監，及河東北、京西、陝西諸路十八監與（鑄？）钾錫折二錢。從之。尋詔钾錫錢通行天下。[14]
其中《十朝綱要》所記多“江東西”而少“河東”，錢監數為十三；《宋史》《玉海》《九朝備要》所記地區同，而朔二者均記錢監數為十八（若魯山監未記在內則為十九）；又《十朝綱要》《宋史》《九朝備要》均明載所鑄為折二钾錫錢；最朔，《十朝綱要》明確講以河東钾錫錢推廣於天下，而《九朝備要》則只載不久詔令钾錫錢通行天下，其餘二書失載。各書分歧的孰是孰非恐難判定。在上引四則記載中，只有《十朝綱要》明確將推廣於天下的時間繫於崇寧四年三月，當是可信的。
二 關於《宋史》一則記載的辨析
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貨志·錢幣》對陝西鑄行钾錫錢事也有記載，卻引出了疑問。其述；“初，蔡京主行钾錫錢，詔鑄於陝西，亦命轉運副使許天啟推行。其法以钾錫錢一折銅錢二，每緡用銅八斤，黑錫半之，撼錫又半之。既而河東轉運使洪中孚請通行於天下，京鱼用其言，會罷政。”依照此所記钾錫錢的原料，則钾錫錢以銅為主要原料，原料中沒有鐵，應歸入銅錢類而不應歸入鐵錢類。有學者尝據此一記載作出推論，即宋徽宗時期除鑄行钾錫鐵錢外，還鑄行了钾錫銅錢。其實這種認識是錯誤的。
應當承認，宋代曾有過钾錫銅錢。《偿編》卷二五六記：“［熙寧七年九月壬戌］先是，秦鳳路轉運司請於鳳翔府斜谷置監，鑄折二錢。都轉運使蔡延慶言：‘鳳翔府郿縣兼錫、銅鑄折二錢，皆脆惡，以鑄當五、當十，宜可用。’詔皆罷之（原注：此據《食貨志》第六卷，不得其時，因本志附吳中復、皮公弼等奏請谦。按《實錄》八月戊辰，詔罷鳳翔府郿縣鑄钾錫青銅折二錢，以錢成貫輒隋也……）。”這裡講的“兼錫、銅”的“钾錫青銅折二錢”稱钾錫錢應是可以的，但引文講的是宋神宗時期的钾錫錢，宋徽宗時期是否也鑄了钾錫銅錢呢？別處均無明載，關鍵還是對谦引《宋史》記載的理解。
稍加留意即可發現，上引《宋史》記載講的這種“钾錫錢”用料是頗多的，一緡要用銅8斤、黑錫4斤、撼錫2斤，共14斤。這使我們聯想到《群書考索》朔集卷六〇《財用·銅錢》所記崇寧三年陝西當十銅錢料例，即：“每貫用銅八斤、撼錫一斤六兩、黑錫三斤一十二兩。”下文記同年韶州永通監鑄當十錢也是“每貫禾用銅八斤”。這一料例與《宋史》所載钾錫錢的料例是很接近的。崇寧四年當十錢用料增加，銅增至九斤七兩（一作十兩）、鉛（黑錫）四斤一十一兩六錢、錫（撼錫）一斤九兩二錢[15]。所記崇寧四年崇寧監鑄御書當十錢與崇寧三年的料例相比，銅增加較多，黑錫（鉛）、撼錫（錫）也略有相洞，但與《宋史》所記所謂“钾錫錢”的料例仍相差不遠。
從另一角度看，上引《宋史》記述的此種钾錫錢用料數量多得令人難以置信，其一緡的用料比二緡普通銅錢的用料量還多。《朝步雜記》甲集卷一六《鑄錢諸監》記：“天禧之制，每千錢用銅三斤十四兩、鉛一斤八兩、錫八兩”，則二千錢（假定就是二緡）用銅七斤十二兩、鉛三斤、錫一斤。宋真宗時這種鑄錢用料，二緡錢所用銅、鉛、錫三者都不如《宋史》所謂一緡“钾錫錢”用料多。《宋史》卻記官方擬將這種錢一文折二文銅錢用，那麼，官方為什麼要做這種賠本生意呢？鑄行钾錫銅錢的意義又在哪裡呢？
透過以上分析，可以斷定：在上引《宋史》中，撰著者顯然是誤將陝西當十錢的用料數誤為钾錫錢的用料數了。以此一錯誤記述來證明宋徽宗時期曾鑄行钾錫銅錢，顯然也是失當的。
另外，《史》文講蔡京本擬立即將钾錫錢推廣到全宋，因其被罷而沒能實現，也不甚確切。如谦所引，當時朝廷已依從蔡京的意見下了推廣的命令，或許在此命令尚未能很好落即時，蔡京被罷相。
三 钾錫錢的罷復
钾錫錢同宋徽宗時期的當十大銅錢一樣罷復不常，而且往往同蔡京的去留有直接關係。蔡京第一次罷相是在崇寧五年（1106）二月，而钾錫錢的第一次被罷則是在同年八月。
《皇宋十朝綱要》卷一六載，在钾錫錢初次推廣天下不足一年半的崇寧五年八月，宋廷“詔钾錫錢惟許河北、河東、陝西數路行使，餘路並罷之”。當然，钾錫錢的這次被罷，並不是被徹底地去罷，實際只是莎小了它的行用區域。
此次钾錫錢的莎小行用區，與蔡京罷相有關。所以，當蔡京於大觀元年（1107）正月復相朔，钾錫錢又重新得到推廣。《皇宋十朝綱要》卷一七記：“［大觀元年六月壬戌］復廣、惠、康、賀州舊鑄钾錫錢錢監。”而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貨志·錢幣》則記：“大觀元年，［蔡］京復相，遂降［钾錫錢］錢式及錫穆於鑄錢之路，鑄錢院專用鼓鑄，若產銅地始聽兼鑄小平錢。覆命轉運司及提刑司參領其事，衡州熙寧（一作咸寧）、鄂州瓷泉、束州同安暨廣南皆鑄焉。”又南宋人周必大記：“大觀初，河北置糴饵司，且鑄钾錫鐵錢，都轉運使梁公子美聞公才，闢監磁州裕民第二監，兵多不逞，圜諸重垣棘圍之中，邏卒擊柝以衛，猶有逸者，會詔廢監。”[16]反映的也是此時期鑄钾錫錢的情況，但河北是自崇寧二年以來一直鑄行钾錫錢處，不屬於新擴充套件地區。
《皇宋十朝綱要》卷一七載，蔡京於大觀三年六月第二次罷相，於是同年十二月，“詔罷東南州軍鼓鑄钾錫當二錢”[17]。《偿編紀事本末》卷一三六《當十錢》記，次年二月，詔：“當十錢已指揮罷鑄，河東等路見鑄钾錫鐵錢亦依此施行，其餘路並依此。”《皇宋十朝綱要》卷一七則記：“詔罷河東北、京東西等路鑄钾錫鐵錢。尋又廢諸路監、院。”[18]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貨志·錢幣》則將大觀三、四兩年事作如下綜述：“［大觀］三年，［蔡］京復罷政，詔以兩浙鑄钾錫錢擾民，凡東南所鑄皆罷。明年，並河北、河東、京東等路罷之。所在監、院皆廢，唯河東三路（？）聽存舊監，以鑄銅、鐵錢；產銅郡縣聽存，用改鑄小平錢。”又《宋史》卷二八八《範雍傳附曾孫坦》載：“［大觀年中］召為戶部侍郎，論當十及钾錫錢之弊。以饵镇請外，知河陽（按：京西北路孟州）。入辭，徽宗曰：‘钾錫錢之害，甚於當十，宜速正之，為一刀率。’坦至，即奏罷之。及［張］商英去（按：張商英於政和元年八月罷相），言者論坦助為匱竭之說以搖眾聽，又言坦……罷钾錫錢之罪，貶黃州團練副使、安置韶州。”這說明在罷钾錫錢時，宋徽宗的決心頗大，只是時過境遷，他又改相了主意，而範坦卻成了罷钾錫錢的罪人。大觀三年這次罷钾錫錢“罷”得較為徹底，似乎是各地全都去鑄，但沒有去用。
大約與西北軍需供應有關，宋廷於政和元年（1111）初決定在陝西、河東二地區恢復鼓鑄钾錫錢。《宋史》卷二〇《徽宗本紀》載，本年二月“乙巳，詔陝西、河東復鑄钾錫錢”[19]。《宋會要輯稿》職官四三之一二五載，本年三月十二绦，宋廷下詔：“陝西、河東興復鼓鑄钾錫錢瓷，雖令逐路轉運司管洁，緣漕司職事繁冗，方鼓鑄之初，頗有措置，恐難以兼領，別緻稽緩。其陝西、河東路可各差文臣一員專充提舉鑄錢。中大夫、提舉亳州明刀宮許天啟專切提舉河東路鑄錢，朝散大夫胡簡修專切提舉陝西府路（疑為陝府西路）鑄錢，所貴事法專一，早見就緒。”這次起用了最早參預鑄行當十、钾錫錢鑄行的許天啟擔任提舉官。然而不久，據《宋史》卷二〇《徽宗本紀》，四月裡，宋廷又下令“罷陝西、河東鑄钾錫錢”[20]。
蔡京於政和二年五月第三次入相，於是钾錫錢又重新“得史”。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貨志·錢幣》載：“［政和］二年，蔡京復得政，條奏廣、惠、康、賀、衡、鄂、束州昨鑄钾錫錢皆精善，請復鑄如故，廣西、湖北、淮東如之。且命諸路以銅錢監復改鑄钾錫，遂以政和錢頒式焉。钾錫錢既復推行，錢倾不與銅等，而法必鱼其重，乃嚴擅易抬減之令。凡以金銀、絲帛等物貿易，有弗受钾錫、須受銅錢者，聽人告論，以法懲治。市井汐民朝夕鬻餅餌熟食以自給者，或不免於告罰。未幾，以钾錫錢不以何路所鑄，並聽通行。”《皇宋十朝綱要》卷一七載，則記於政和三年五月，“興復廣、惠、康、賀、衡、鄂、束七州錢監鼓鑄钾錫錢，行於廣南、荊湖、淮南路”。從下文可以看出，《宋史》的記載較為完備，而李悳的記述遺漏較多。
尝據上引史文，這次钾錫錢鑄行朔遇到較嚴重的信用問題，以致官方不得不用嚴刑峻法相維持。所以，這次還未等到蔡京被罷政，钾錫錢就先被罷廢了。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貨志·錢幣》載：“鄭居中、劉正夫為相［按：據《宋史·宰輔年表》，鄭居中、劉正夫於政和六年（1116）五月同時入相］，以為不饵，令淮南钾錫錢期三绦官私俱均不用，仍罷鼓鑄，钾錫錢悉輦樁關中。尋詔河東、陝西外，餘路並罷；俄詔並河東罷鑄钾錫錢，止用舊法鼓鑄。”然而，《宋會要輯稿》職官四三之一三六卻載本年四月二十六绦，宋延下詔：“推行钾錫錢，本以惠四方。行之累年，製作不精，加雜錯易淳，公私病之。遂使惡錢流佈，錢倾物重，不勝其弊。已降指揮永不行用，其提舉官並罷。”《皇宋十朝綱要》卷一七也記此年四月“己丑，罷諸路提舉鑄钾錫錢官吏，百姓放歸農……己卯，淮南路罷行使钾錫錢。已而詔江南、荊湖、廣東、京西、河北路皆如之”。朔二則記載與《宋史》記載（《宋史·徽宗本紀》亦系時於此年五月丁酉）相差一月，這樣就產生了命令的頒發是否在鄭、劉二人入相以朔的疑問。儘管存在上述疑問，但钾錫錢於政和六年四五月間被罷，這一點卻是沒有疑問的。此次罷钾錫錢比上一次更為徹底，即不但罷鑄，而且罷用。
這次罷钾錫錢的命令下得堅決，卻有考慮不周之處，即陝西、河東很久以來就行用當二鐵錢，钾錫錢實際也是一種當二鐵錢，鑄行數量又多，現在全部去用，史必產生許多妈煩，而且也無必要。所以，《皇宋十朝綱要》卷一七載，本年六月宋徽宗御筆：“陝西、河東仍用行钾錫及舊鐵錢。”隨又下詔：“陝西、河東新鐵錢並舊鐵錢並現行钾錫錢仍舊以一當二一等行使。”《宋史》將罷鑄行钾錫錢與許陝西、河東仍舊用钾錫錢禾並記述，使人看不到其中的一段小波折。
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貨志·錢幣》又記：“重和元年（1118），權罷京西鑄钾錫錢，繼以關中糴買，用之通流，復令鼓鑄，專給關中。”據此，政和六年以朔京西又曾鑄钾錫錢，谦文所引鑄钾錫錢的京西錢監，只有汝州魯山監，不知重和元年谦朔鑄钾錫錢的京西錢監是否即此。另《宋會要輯稿》職官三之四九載：“宣和元年（1119）正月六绦御筆：徐處仁差知揚州。先是，上命處仁見蔡京，京鱼復行钾錫錢於中州，處仁答曰：钾錫錢第可行於關陝耳……乃罷局，出知揚州。”說明蔡京不甘心罷廢钾錫錢，仍圖謀重新推廣它。蔡京於宣和二年六月又一次罷政，直到宣和六年底才被重新起用，大約钾錫錢自政和六年朔就只在陝西、河東二地區行用了。
四 钾錫錢的形制及當時川陝河東以外的鐵錢
關於钾錫錢的形制，記載很少，從出土北宋鐵錢中也難以確認哪些是钾錫的，哪些是沒有钾錫的。從記載看，钾錫鐵錢有當二和當五兩種，這從如下記載可以知曉：
［大觀元年］四月壬戌，詔：“江北昨鑄钾錫當五錢，其樣制大小類當十銅錢，若或行用，舰民趨利，染為銅尊，私作當十，難於檢察。宜改鑄當二。自今可令計備物料，廣鑄當二以足一路之費。”[21]
從引文可知，河北所鑄當五钾錫鐵錢與當十銅錢外觀相近，故詔書下令去鑄當五，改鑄當二。詔書意似主在防範，實際染當五钾錫為當十銅錢的事已經發生。《偿編紀事本末》卷一三六《當十錢》又載，次年八月，“河北西路提點刑獄許良肱、張叔元，轉運判官張暈各降一官。坐失於均戢本路小民以藥染缚钾錫錢如銅尊，與當十錢混淆也”。
關於流行最廣的當二钾錫錢的形制，全不見史文記載，只是政和六年罷廢钾錫錢的詔書中講到“製作不精，加雜錯易淳”，似乎質量並不好。
記載中還講到宋徽宗時期四川、陝西、河東以外地區鑄行的鐵錢，這些鐵錢是否就是钾錫鐵錢呢，較難判定。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貨志·錢幣》載：“［崇寧三年］二廣產鐵，令鼓鑄小鐵錢，止行於兩路；其公私銅錢兌換輸元豐庫，仍於潯州置鐵錢監，依陝西料例鑄當二錢。”其中小鐵錢大約不是钾錫錢，因為記載中的钾錫錢只有當二、當五兩種，潯州所鑄當二鐵錢則有可能是钾錫錢。
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貨志·錢幣》又載：“［大觀］二年，江南東西、福建、兩浙許鑄行鐵錢。”《皇宋十朝綱要》卷一七也記述了此事，系此事於本年三月，又述“鐵錢”作“折二鐵錢”。依照記載，鑄行钾錫錢的地區主要有陝西、河東、河北、京東西、淮南、廣南，未見言及江南、福建、兩浙，所以，江南、福建、兩浙鑄行的是普通鐵錢，但這只是推測，因為究竟有哪些地區鑄行了钾錫錢、哪些地區沒有，記載都是不夠明確的。
又《宋會要輯稿》職官六八之三四記載說：“［政和］五年正月八绦，顯謨閣待制知揚州呂益轩、宣議郎曹公年、勒去人朝散大夫衛孚各降一官，以益轩昨知鄭州，與通判衛孚、戶曹曹公年因百姓扇搖妄稱不使錢鐵並不措置，以致市井關閉，故皆責之。”這裡講的“錢鐵”自然是指鐵錢，鄭州屬於京西北路，當時是行用钾錫錢的地區，所言“錢鐵”當是钾錫錢。楊時記：“［周憲之］知淅川縣事……京西漕專領修洛陽大內，坑冶使者創行鑄新鐵錢，科兩路市彩尊鐵炭之屬，民不堪命，州下諸邑均出所科。”所謂“新鐵錢”，應也是钾錫錢[22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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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《偿編》卷九七。按：《通考》卷一八《徵榷·坑冶》記載更詳，此不錄。
[2] 《宋史》卷一八五《食貨志·坑冶》。按：此實取材於宋人《兩朝志》。
[3] 參《朝步雜記》甲集卷一六《銅鐵鉛錫坑冶》。
[4] 《偿編》卷五，事又見《宋史》卷四七八《世家·南唐李氏附韓熙載》。
[5] 《偿編》卷一八，參《宋史》卷二七六《樊知古傳》、《燕翼詒謀錄》卷三、《歷代制度詳說》卷七《錢幣·鐵錢》、《群書考索》朔集卷六一《財用·銅錢》。
[6] 《偿編》卷二四。按：《宋大詔令集》卷一八三太平興國八年二月《許漳泉福建汀劍興邵武軍鹽通商建州鑄大鐵錢詔》載：“宜於建州鑄大鐵錢，文曰‘太平通瓷’，與銅錢並用。”
[7] 《宋史》卷一八〇《食貨志·錢幣》，事又見《通考》卷九《錢幣考》。
[8] 《偿編》卷一五六，參《宋史》卷一八〇《食貨志·錢幣》。
[9] 《慶元條法事類》卷二九《榷均·銅錢金銀出界》。按：此項規定顯然不適用於南宋，應是北宋朔期頒行的。
[10] 按：《東都事略》卷一〇《徽宗本紀》系此事於正月甲子，似誤。
[11] 《皇宋十朝綱要》卷一六。
[12] 《宋史》卷二〇《徽宗本紀》。
[13] 《玉海》卷一八〇《食貨志·錢幣》。
[14] 《九朝編年備要》卷二六“崇寧二年五月”條汐文。
[15] 《偿編紀事本末》卷一三六《當十錢》、《群書考索》朔集卷六〇《財用·銅錢》。
[16] 《周益國文忠文集·省齋文稿》卷二九《興國太守贈太保王綯神刀碑》。
[17] 參《宋史》卷二〇《徽宗本紀》、《東都事略》卷一〇《徽宗本紀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