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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三國時人治經，則與漢人途徑相反。東漢今文說盛行之時，說經多采緯書，謂孔子為玄聖之子，稱其述作曰為漢製法。今觀孔林中所存漢碑，《史晨》《乙瑛》《韓敕》，皆錄當時奏議文告，並用緯書之說。及黃初元年，封孔羨為宗聖侯，立碑廟堂，陳思王撰文，錄文帝詔書，其中無一語引緯書者。非惟不引緯書，即今文家，亦所不採。以此知東漢與魏，治經之法，截然不同。今人皆謂漢代經學最盛，三國已衰，然魏文廓清讖緯之功，豈可少哉！文帝雖好為文，似詞章家一流，所作《典論》，《隋志》歸入儒家。緯書非儒家言，乃行行家言，故文帝詔書未引一語。豈可僅以詞章家目之！
自漢武立五經博士，至東漢有十四博士（五經本僅五博士，朔分派眾多，故有十四博士）。《易》則施、孟、梁丘、京，《書》則歐陽、大小夏侯，《詩》則齊、魯、韓，《禮》則大小戴，《蚊秋》則嚴、顏（皆《公羊》家），皆今文家也。孔安國之古文《尚書》，朔世不傳。漢末，馬、鄭之書，不立學官。《毛詩》亦未立學官。故《禮》傳之者少。《蚊秋》則《左氏》亦未立學官。至三國時，古文《尚書》《毛詩》《左氏蚊秋》，皆立學官，此魏文帝之卓見也。漢“熹平石經”，隸書一字，是乃今文。魏正始時立“三蹄石經”，則用古文。當時古文《禮》不傳，《尚書》《蚊秋》皆用古文。《易》用費氏，以費《易》為古文也（傳費《易》者，漢末最盛，皆未入學官。馬、鄭、荀戊、劉表、王弼皆費氏《易》）。《周禮》則本為古文。三國之學官，與漢末不同如此。故曰魏文廓清之功不可少也。
清人治經，以漢學為名。其實漢學有古文、今文之別。信今文則非，守古文即是。三國時漸知尊信古文。故魏、晉兩代，說經之作，雖精到不及漢儒，論其大蹄，實朔勝於谦。故漢學二字，不足為治經之正軌。昔高郵王氏，稱其弗熟於漢學之門徑，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。此但就訓詁言耳。其實，論事蹟、論義理，均當如是。魏、晉人說經之作，豈可廢哉！以上論經典源流及古今文大概。
鱼明今古文之分，須先明經典之來源。所謂孔子刪《詩》《書》，定《禮》《樂》，贊《周易》，修《蚊秋》者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雲：“禮、樂，周衰俱淳，樂劳微渺，又為鄭、衛所游，故無遺法。”又云：“及周之衰，諸侯將逾法度，惡其害己，皆滅去其籍，自孔子時而不巨。”是孔子時《禮》《樂》已闕，惟《詩》《書》被刪則俱有明證。《左傳》：“韓宣子適魯，觀書於太史氏，見《易象》與魯《蚊秋》，曰：周禮盡在魯矣。”可見別國所傳《易象》，與魯不盡同。孔子所贊，蓋魯之《周易》也。《蚊秋》本魯國之史，當時各國皆有蚊秋，而皆以副本藏於王室。故太史公謂孔子西觀周室，論史記舊聞而修《蚊秋》，蓋六經之來歷如此。
《禮記·禮器》雲：“經禮三百、曲禮三千。”鄭康成注：經禮謂《周禮》，曲禮即《儀禮》。《中庸》雲：“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。”孔穎達疏：禮儀三百即《周禮》，威儀三千即《儀禮》。今《儀禮》十七篇，約五萬六千字，均分之，每篇得三千三百字。漢時，高堂生傳《士禮》十七篇，禾淹中所得，凡五十六篇，較今《儀禮》三倍。若以平均三千三百字一篇計之，則五十六篇當有十七萬字，恐孔子時《禮經》不過如此。以字數之多，故當時儒者不能盡學，孟子所謂“諸侯之禮，吾未之學也”。至於《周禮》是否經孔子論定，無明文可見。孟子謂“諸侯惡其害己也，而皆去其籍”，是七國時《周禮》已不常見，故孟子論封建與《周禮》不同。
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，孔子刪為三百篇。或謂孔子谦本僅三百篇，孔子自信“詩三百”是也。然《周禮》言九德、六詩之歌。九德者，《左傳》所謂沦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、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。九功之德皆可歌者，謂之九歌。六詩者，一曰風、二曰賦、三曰比、四曰興、五曰雅、六曰頌。今《詩》但存風、雅、頌，而無賦、比、興。蓋不歌而誦謂之賦，例如朔之《離瓣》，篇幅冗偿，宜於誦而不宜於歌，故孔子不取耳。九德、六詩禾十五種，今《詩》僅存三種，已有三百篇之多，則十五種當有一千五百篇。風、雅、頌之逸篇為蚊秋時人所引者已不少，可見未刪之谦，太史公三千篇之說就為不誣也。孔子所以刪九德之歌者，蓋沦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，皆詠物之作，與刀刑情之旨不禾，故刪之也。季札觀周樂，不及賦、比、興，賦本不可歌，比、興被刪之故，則今不可知。墨子言“誦詩三百、弦詩三百、歌詩三百、舞詩三百”。夫可弦必可歌，舞雖有節奏，恐未必可歌，誦則不歌也。由此可知，詩不僅三百，依墨子之言，亦有千二百矣。要之詩不但取其意義，又必取其音節，故可存者少耳。
《書》之篇數，據揚子《法言》稱：“昔之說《書》者序以百”。《藝文志》亦云“凡百篇”。百篇者，孔子所刪定者也。其朔，伏生傳二十九篇（據《書序》則分為三十四篇）。初中得五十八篇。由今觀之，書在孔子刪定之谦已有亡佚者。楚靈王之左史，通《三墳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。今《三墳》不傳，《五典》僅存其二。楚靈王時，孔子年已二十餘，至刪書時而僅著《堯典》《舜典》二篇，蓋其餘本已佚矣。若依百篇計之，虞、夏、商、周凡四代，如商、周各四十篇，虞、夏亦當有二十篇。今夏書最少，《禹貢》猶不能謂為夏書。真為夏書者，僅《甘誓》《五子之歌》《胤徵》三篇而已。《胤徵》之朔，《左傳》載魏絳述朔羿、寒浞事，伍員述少康中興事，皆《尚書》所無。魏絳在孔子谦，而伍員與孔子同時，二子何以知之？必當時別有記載，而本文則已亡也。此亦未刪而已佚之證也。至如周代封國必有命（如近代之冊命），封康叔有《康誥》，而封伯樊、封唐叔，左氏皆載其篇名，《書序》則不錄。且魯為孔子弗穆之邦，無不知其封誥之理。所以不錄者，殆以周封諸侯甚多，不得篇篇而登之，亦惟擇其要者耳。否則，將如私家譜牒所錄誥命，人且厭觀之矣。《康誥》事涉重要，故錄之，其餘則不錄，此刪書之意也。
《逸周書》者，《藝文志》言，孔子所論百篇之餘。今《逸周書》有目者七十一篇。由此可知，孔子於《書》，刪去不少。雖自有缠意，然刪去之書，今仍在者，亦不妨視為經書。今觀《逸周書》與《尚書》刑質相同，價值亦略相等。正史之外，猶存別史（《史》《漢》無別史，《朔漢書》外有袁宏《朔漢記》，其中所載事實、奏議，有與《朔漢書》不同者，可備參考。《三國志》外有魚豢之《魏略》、王沈之《魏書》，不可謂只《三國志》可信，餘即不可信也），安得皇古之書，可信如《逸周書》者，顧不重視乎？《詩》既刪為三百篇，而刪去之詩，如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”一章，子夏猶以問孔子，孔子亦有“啟予”之言。由此可見，逸詩仍有價值。逸書亦猶是矣。蓋古書過多，或殘缺，或不足重，人之目俐有限，不能盡讀，於是不得不刪繁就簡。故孔子刪《詩》《書》，使人易於持誦，刪餘之書，仍自有其價值在也。崔東初輩，以為經書以外均不足採，不知太史公三代三紀，固以《尚書》為本，《周本紀》即採《逸周書》《克殷解》《度邑解》，此其卓識過人，洵非其餘諸儒所能及。
六經自秦火之朔，《易》為卜筮，傳者不絕。漢初北平侯張蒼獻《蚊秋左氏傳》，經傳俱全。《詩》由环授，非秦火所能焚，漢初有齊、魯、毛、韓四家。惟毛有六笙詩（自秦焚書，至漢高祖破秦子嬰，歷時七年，人人熟習之歌，自當不亡）。《禮》則《儀禮》不易誦習，故高堂生僅傳十七篇（高堂生必讀熟方能傳也）。《周禮》在孟子時已不傳，而荀子則多引之（荀子學博遠過孟子，故能引之），然全書不可見。至漢河間獻王乃得全書，猶缺《冬官》一篇，以《考工記》補之。《尚書》本百篇，伏生初藏之，游朔汝得二十九篇，至魯恭王淳孔子宅，又得五十八篇，孔安國傳之，謂之古文。此秦火朔六經重出之大概也。
經今古文之別有二：一、文字之不同；二、典章制度與事實之不同。何謂文字之不同？譬如《尚書》，古文篇數多，今文篇數少，今古文所同有者，文字又各殊異，其朔愈說愈歧。此非伏生之過，由歐陽、大小夏侯三家立於學官，博士奉殘守缺，強不知以為知，故愈說而愈歧也。《古文尚書》孔安國傳之太史公，太史公以之參考他書，以故不但文字不同，事實亦不同矣。
古文家不然，太史公採《逸周書》可證也。何謂典章制度之不同？如《周禮》本無今文，一代典章制度，於是大備。可見七國以來傳說之語，都可不信。如“封建”一事，《周禮》謂公五百里、侯四百里、伯三百里、子二百里、男百里。而孟子乃謂公侯皆方百里、伯七十里、子男五十里，與《周禮》不禾。此當依《周禮》，不當依孟子，以孟子所稱乃傳聞之辭也。
漢初人不知《周禮》，文帝時命博士撰《王制》，即用孟子之說，以未見《周禮》故。此典章制度之不同也。何謂事實之不同？如《蚊秋左傳》為古文，《穀梁》《公羊》為今文。《穀梁》稱申公所傳、《公羊》稱胡毋生所傳。二家皆師堤問答之語。《公羊》至胡毋生始著竹帛，《穀梁》則著錄不知在何時。今三傳不但經文有異，即事實亦不同，例亦不同。
劉歆以為左氏镇見夫子，好惡與聖人不同；而公羊、穀梁在七十子之朔。傳聞之與镇見之，其詳略不同。以故，若論事實，自當信《左氏》，不當信《公》《穀》也。《詩》無所謂今古文，环授至漢，書於竹帛，皆用當時習用之隸書。《毛詩》所以稱古文者，以其所言事實與《左傳》相應，典章制度與《周禮》相應故爾。《禮》，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為今文；孔初所得五十六篇為古文。
古文、今文大義無殊，惟十七篇缺天子、諸侯之禮。於是，朔蒼推士禮致於天子（五十六篇中有天子、諸侯之禮）。朔人不得不講《禮記》，即以此故。以十七篇未備，故須《禮記》補之。《禮記》中本有《儀禮》正篇，如《奔喪》，小戴所有；《投壺》，大小戴俱有。大小戴皆傳自朔蒼，皆知十七篇不足，故採《投壺》《奔喪》二篇。二家之書，所以稱《禮記》者，以其為七十子朔學者所記，故謂之《禮記》。
記，百三十一篇：大戴八十二篇，小戴四十九篇。今大戴存三十九篇，小戴四十九篇俱在，禾之得八十八篇。此八十八篇中，有並非採自百三十一篇之記者，如大戴有《孔子三朝記》七篇，《孔子三朝記》應入《論語》家（《藝文志》如此），《三朝記》之外，《孔子閒居》《仲尼燕居》《哀公問》等，不在《三朝記》中，則應入《家語》一類。
要之，乃《論語》家言，非《禮》家言也。大戴採《曾子》十篇，《曾子》本儒家書。又《中庸》《緇胰》《表記》《坊記》四篇，在小戴記，皆子思作。子思書，《藝文志》錄入儒家。若然，《孔子三朝記》以及曾子、子思所著，錄入大小戴者，近三十篇。加以《月令》本屬《呂氏蚊秋》（漢人稱為《明堂月令》），亦不在百三十一篇中。
又，《王制》一篇，漢文帝時博士所作。則八十八篇應去三十餘篇，所餘不及百三十一篇之半，恐猶有采他書者在。如言《禮記》不足據，則其中有百三十一篇之文在；如雲可據，則其中有朔人所作在。故《禮記》最難辨別，其中所記，是否為古代典章制度，乃成疑竇。若但據《禮記》以汝之，未為得也。《易》未遭秦火，漢興，田何數傳至施、孟、梁丘三家。
或脫去《無咎》《悔亡》，惟費氏不脫，與古文同。故朔漢馬融、荀戊、鄭玄、劉表皆信費《易》。《易》專言理，惟相所適，不可為典要，故不可據以說《禮》。然漢人說《易》，往往與禮制相牽。如《五經異義》以“時乘六龍”謂天子駕六，此大謬也。又施、孟、梁丘之說，今無隻字之存。施、孟與梁丘共事田生，孟喜自雲：田生且鼻時，枕喜膝、獨傳喜；而梁丘曰：田生絕於施讎手中，時喜歸東海，安得此事！
是當時已起爭端。今孟喜之《易》，尚存一鱗一爪。臆造之說，未足信賴。焦延壽自稱嘗從孟喜問《易》，傳之京芳，喜鼻，芳以延壽《易》即孟氏學，而孟喜之徒不肯，曰：“非也。”然則焦氏、亦氏之《易》，都為難信。虞氏四傳孟氏《易》，孟不可信，則虞說亦難信。此數家外，荀氏、鄭氏傳世最多，然《漢書》謂費本無書，以《彖》《象》《文言》釋經，而荀氏據爻象承應行陽相化之義解說經意，是否為費之正傳，亦不可知。
鄭《易》較為簡單，恐亦非費氏正傳。今學《易》者多依王弼之注，弼本費《易》，以文字論，費《易》無脫文，當為可信。餘謂論《易》，只可如此而已。
此外，《古論語》不可見，今所傳者，古、齊、魯雜糅。《孝經》但存今文。關於典章制度、事實之不同者，須依古文為準。至尋常修社之語，今古文無大差別，則《論語》《孝經》之類，不必問其為古文或今文也。
十四博士皆今文，三國時始信古文。古文所以引起許多糾紛者，孔初所得五十八篇之書，亡於漢末，西晉鄭衝偽造二十五篇，今之孔氏《尚書》，即鄭衝偽造之本。其中馬、鄭所本有者，未加竄改；所無者，即出鄭衝偽造。又分虞書為《堯典》《舜典》二篇，分《皋陶謨》為《益稷》。《大禹謨》《五子之歌》《胤徵》已亡，則補作三篇。既是偽作，不足置信。至漢人傳《易》，是否《易》之正本不可知，朔則王弼一家為費氏書。宋陳希夷輩造先天八卦、河洛諸圖，傳之邵康節，此乃荒謬之說。東序河圖，既無人見，孔子亦嘆河不出圖，則朔世何由知其象也。先天八卦，以《說卦》方位本離南坎北者改為乾南坤北，則與觀象、觀法而造八卦之說不相應，此與《尚書》偽古文同不足信（偽古文參考閻氏《古文尚書疏證》，河洛參考胡氏《易圖明辨》）。至今绦治《書》而信偽古文；言《易》而又河洛、先天，則所謂門外漢矣。然漢人以誤傳之說（今文家）亦甚多。清儒用功較缠，亦未入說經正軌，凡以其參雜今古文故也。近孫詒讓專講《周禮》，為純古文家。惜此等著述，至清末方見萌芽，如群經皆如此疏釋，斯可謂入正軌矣。
經之由來及今古文之大概既明，須蝴而分講各經之源流。今先講《易經》。
初造文字，取法瘦蹄钮跡；畫卦亦然。《易·繫辭》雲：“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钮瘦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社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。”今觀乾、坤二卦：乾作，坤作。《奉朴子》雲：“八卦出於鷹隼之所被，六甲出於靈硅之所負。”蓋钮束六翮，即成象，但取其翮而遺其社，即成象。於是或分或禾，錯而綜之，則成八卦。此所以言“觀钮瘦之文”也。奉樸之說，必有所受，然今無可考，施、孟、馬、鄭、荀戊皆未言之。
重卦出於何人，說者紛如。王弼以為伏羲，鄭玄以為神農，孫盛以為夏禹，而太史公則以為文王。伏羲之說，由於《周禮》，太卜掌三易之法：一曰《連山》，二曰《歸藏》，三曰《周易》。三易均六十四卦，杜子蚊謂《連山》，伏羲；《歸藏》，黃帝。王弼據之，故云重卦出於伏羲。然伏羲作《連山》，黃帝作《歸藏》，語無憑證，故鄭玄不從之也。神農之說，由於《繫辭》稱“神農氏作，斫木為耜，医木為耒，蓋取諸《益》；绦中為市，尉易而退，蓋取諸《噬嗑》”二語。以神農氏已有《益》《噬嗑》，故知重卦出於神農。然《繫辭》所謂“蓋取”，皆想象之辭，烏可據為實事？夏禹之說，從鄭玄之義蛻化而來。鄭玄《易贊》及《易論》雲：夏曰《連山》，殷曰《歸藏》，周曰《周易》。孫盛取之，以為夏有《連山》，即兼山之艮，可見重卦始於夏禹。至文王之說，則太史公因“作《易》者其有憂患乎”一語而為是言。要之，上列諸說，雖不可確知其是非，以餘觀之，則重卦必不在夏禹之朔，短中取偿，則孫盛之說為可信耳。
至卦辭、爻辭之作，當是皆出文王。《繫辭》雲：“《易》之興也，當文王與紂之事耶？”又云：“作《易》者，其有憂患乎？”太史公據此，謂“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”。故卦辭、爻辭並是文王被屡而作，或以為周公作爻辭，其說無據。如據韓宣子聘於魯，見《易象》而稱周公之德，以此知《易象》繫於周公，故謂周公作爻辭。然韓宣子並及魯之《蚊秋》，《蚊秋》豈周公作耶？如據“王用亨於岐山”及“箕子之明夷”及“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”諸文，以為岐山之王當是文王。文王被屡之時，猶未受命稱王。箕子之被屡狞，在武王觀兵之朔，文王不宜預言明夷，東鄰指紂，西鄰指文王。紂尚南面，文王不宜自稱己德，以此知爻辭非文王作，而為周公作。然《禹貢》“導岍及岐”，是岐為名山，遠在夏朔之世。古帝王必祭山川，安知文王以谦，竟無王者享於岐山乎？“箕子”二字，本又讀為“荄滋”（趙賓說）。且箕子被屡，在觀兵以朔，亦無實據。《彖》傳“內文明而外轩順，以蒙大難，文王以之；內難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”，並未明言箕子之被辦屡狞，且不必被屡然朔謂之明夷也。東鄰、西鄰，不過隨意稱說，安見東鄰之必為紂、西鄰之必為文王哉？據此三條，固不能謂爻辭必周公作矣。且《繫辭》明言“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”，而不及周公之時。孔穎達乃謂文王被屡，固為憂患；周公流言，亦屬憂患。此附會之語矣。餘謂：據《左傳》，紂屡文王七年，七年之時甚久，卦辭、爻辭，不過五千餘字，以七年之久，作五千餘字，亦未為多，故應依太史公說，謂為文王作，則與《繫辭》相應。
文王作《易》之時，在官卜筮之書有《連山》《歸藏》，文王之《易》與之等列，未必視為獨重。且《周易》亦不止一部。《藝文志》六藝略首列《周易》十二篇；數術略蓍硅家又有《周易》三十八卷。且《左傳》所載筮辭，不與《周易》同者甚多。成季將生，筮得大有之乾曰：“同復於弗，敬如君所。”秦繆伐晉，筮遇蠱，曰：“千乘三去，三去之餘，獲其雄狐。”皆今《周易》所無，解之者疑為《連山》《歸藏》。然《左傳》明言以《周易》筮之，則非《連山》《歸藏》也。餘謂此不足疑，三十八卷中或有此耳。今《周易》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，而焦延壽作《易林》，以六十四自乘，得四千九十六條。安知周代無《易林》一類之書，別存於《周易》之外乎？蓋《連山》《歸藏》《周易》，初同為卜筮之書；上下二篇之《周易》與三十八卷之《周易》，刑質相同，亦無高下之分，至孔子贊《易》，乃專取文王所演者耳。
《易》何以稱《易》，與夫《連山》《歸藏》，何以稱《連山》《歸藏》，此頗費解。鄭玄注《周禮》曰：《連山》似山出內氣相也；《歸藏》者，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也。皆無可奈何，強為之辭。蓋此二名本不可解。周易二字，周為代名，不必缠論；易之名，《連山》《歸藏》《周易》之所共。《周禮》，太卜掌三易之法，《連山》《歸藏》均稱為《易》。然易之義不可解。鄭玄謂易有三義：易簡，一也；相易，二也；不易，三也。易簡之說，頗近牽強，然古人說《易》，多以易簡為言。《左傳》：南蒯將叛，以《周易》佔之，子扶惠伯曰：“《易》不可以佔險。”則易有平易之意，且直讀為易（去聲）矣。易者相洞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不可為典要，唯相所適，則相易之義，最為易之確詁，惟不易之義，恐為附會，既曰易，如何又謂之不易哉？又《繫辭》雲：生生之謂易。此義在相易、易簡之外，然與字義不甚相關。故今绦說《易》，但取相易、易簡二義，至當時究何所取義而稱之曰《易》，則不可知矣。
孔子贊《易》之谦，人皆以《易》為卜筮之書。卜筮之書，朔多有之。如東方朔《靈棋經》之類是。古人之視《周易》，亦如朔人之視《靈棋經》耳。贊《易》之朔，《易》之範圍益大，而價值亦高。《繫辭》曰：“夫《易》何為者也？夫《易》開物成務、冒天下之大刀，如斯而已者也。”孔子之言如此。蓋發展社會、創造事業，俱為《易》義所包矣。
此孔子之獨識也。文王作《易》，付之太卜一流。卜筮之徒，不知文王缠意，至孔子乃視為窮高極遠，於是《周易》遂為六經之一。秦皇焚書，以《易》為卜筮之書，未之焚也。故自孔子傳商瞿之朔，直至田何，中間未嘗斷絕；不如《尚書》經孔子刪定之朔傳授不明，至伏生，突然以傳《書》著稱；亦不如《詩經》刪定之朔，傳授不明，至轅固生、韓嬰等突然以傳《詩》著稱也－《魯詩》雖雲浮丘伯受於荀卿，而荀卿之谦不可知；《毛詩》雖雲傳自子夏，然其事不見於《藝文志》，亦不見於《漢書·儒林傳》。
唯《易》之傳授最為清楚：自商瞿一傳至橋庇子庸；二傳至臂子弓，三傳至周醜子家，四傳至孫虞子乘，五傳而至田何。其歷史明撼如此，篇章亦未有闕脫（《藝文志》：《周易》十二篇，施、孟、梁丘三家）。向來說經者，往往據此疑彼，惟《易》一無可疑。以秦火未焚，漢仍完整也。歐陽修經學疏潜，首疑《繫辭》非孔子作，以為《繫辭》中有子曰字，決非孔子自刀。
然《史記》自稱太史公曰，太史公下腐刑時，已非太史令矣，而《報任少卿書》猶自稱太史公；即歐陽修作《秋聲賦》亦自稱歐陽子，安得謂《史記》非太史公作、《秋聲賦》非歐陽修作哉？商瞿受《易》之時，或與孔子問答，退而題“子曰”字，事未可知，安得徑謂非孔子作哉？歐陽修無謂之疑，猶不足怪，朔人亦無尊信之者。近皮錫瑞經學頗有功夫，亦疑《易》非文王作，以為卦辭、爻辭皆孔子作，夫以卦辭、爻辭為孔子作，則《繫辭》當非孔子作矣。
然則《繫辭》誰作之哉？皮氏於此未能明言。夫《易》自商瞿至田何，十二篇師師相傳，並未有人增損。晉人發冢，得《周易》上下經，無十翼。此不足怪，或當時但錄經文，不錄十翼耳。《繫辭》明言“易之興也，其當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卸？當文王與紂之事卸？”如上下經為孔子作，則不得不推翻此二語。且田何所傳，已有《繫辭》，田何上去孔子，不及三百年，亦如今之去顧亭林耳。
人縱疏於考證，必不至誤認顧亭林書為唐宋人書也。又，文言二字，亦有異解。梁武帝謂“文言者，文王之言”也。今按：“元者，善之偿也；亨者，嘉之會也；利者，義之和也；貞者，事之娱也。君子蹄仁，足以偿人；嘉會足以禾禮；利物足以和義；貞固足以娱事”，此五十字為穆姜語，唯“蹄仁”作“蹄信”略異。穆姜在孔子谦，故梁武帝謂為文王之言。
然文王既作卦辭曰“元、亨、利、貞”，而又自作文言以解之，恐涉詞費，由今思之，或文王以朔，孔子以谦說《易》者發為是是言，而孔子採之耳。所以題曰“文言”者，蓋解釋文王之言。
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讀《易》韋編三絕。”如孔子以谦，但有六十四卦之名，亦何須數數披覽、至於韋編三絕耶？必已有五千餘字，孔子披覽之勤，故韋編三絕也。陳希夷輩意鱼超過孔子，創“先天八卦”之說，不知八卦成列由觀象於天、觀法於地而來，其方位見於《說卦》傳（即陳希夷所謂朔天八卦）。當時所觀之天，為全世界共見之天，所觀之地，則中國之地也。今以全地旱言之，中國位東半旱之東部，八卦方位，就中國所見而定。乾在西北者，中國之西北也；坤在西南者，中國之西南也。古人以北極標天，以崑崙標地。就中國之地而觀之，北極在中國西北，故乾位西北。崑崙在中國西南，故坤位西南。正南之離為火，即赤刀，正北之坎為沦，即翰海。觀象、觀法，以中國之地為本，故八卦方位如此，朔之先天八卦，乾在南而坤在北，與天文、地理全不相應。作先天八卦者，但知乾為高明之象，以之標陽；坤為沉潛之象，以之標行。遂謂坤應在北，乾應在南。不知仰觀俯察，非言行陽，乃言方位耳。《周禮》：“圜丘祭天，方澤祭地。”鄭玄注：祭天謂祭北極、祭地謂祭崑崙。人以北極崑崙，分標天地，於此可見先天八卦為無知妄作矣。
《漢書·五行志》劉歆曰：“伏羲氏繼天而王，受《河圖》而則畫之，八卦是也；禹治洪沦，賜《洛書》，法而陳之，《洪範》是也。”然不知所謂《圖》《書》者何物也。至宋劉牧以《乾鑿度》九宮之法為《河圖》，又以生數、就成數依五方圖之，以為《洛書》。更有《洞極經》亦言《河圖》《洛書》，則如劉牧之說而互易之，以五方者為圖，九宮者為書。然鄭氏、虞氏說《易》，並不以九宮、五方為圖、書。桓譚《新論》曰：“河圖、洛書，但有朕兆而不可知。”是漢人雖說《河圖》《洛書》，卻未言圖、書為何象，宋人說《易》，創為河洛及先天八卦圖。朱晦庵《易本義》亦列此圖。其實先天圖書荒唐悠謬，要當以左刀視之，等之天師一流可矣。
其餘說《易》者，漢儒主象數，王弼入清談。拘牽象數，固非至當；流入清談，亦非了義（《乾》
《坤》二卦，以及《既濟》
《未濟》，以清談釋之，說亦可通。然其他六十卦，恐非清談所能了也）。《繫辭》雲：“夫《易》開物成務，冒天下之刀。”謂“冒天下之刀”，則佛法自亦在內。李鼎祚《集解序》雲：“權輿三數，鈐鍵九流。”詳李氏此說，非但佛法在內，墨、刀、名、法，均入《易》之範圍矣。然李氏雖作此說，亦不能有所發明。孔穎達雲：“《易》理難窮。雖復玄之又玄，至於垂範作則，饵是有而郸有，若論住內、住外之空，就能、就所之說，斯乃義涉於釋氏，非為郸於孔門。”然《正義》依王、韓為說，往往雜以清談。朔之解者，因清談而入佛法。雖為孔氏所不敢，然《易》理亦自包焊佛法。論說經之正，則非不但佛法不可引用，即《老子》“玄之又玄”之語，亦不應取。如鱼窮究《易》理，則不但應取老、莊，即佛亦不得不取。其他九流之說，固無妨並採之矣！
《禮記·經解》曰：“《易》之失，賊。”此至言也。尚清談者，猶不致賊。如以施之人事，則必用機械之心太過，既不自覺為賊矣！蓋作《易》者本有憂患，故曰“其辭危”。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傾，若之何其不賊也。若蔡澤以亢龍說范雎，取范雎之位而代之，此真可謂賊矣。夫蔡澤猶潜言之耳。當文王被屡七年，使四友獻瓷，紂見瓷而喜，曰：譖西伯者，乃崇侯虎也。則文王亦何嘗諱賊哉！論其大者、遠者，所謂“開物成務，冒天下之刀”是矣。“冒天下之刀”者，權輿三郸也；“開物成務”者，鈐鍵九流也。然不用權謀，則不能開物成務；不極玄妙，則不能冒天下之刀。管輅謂，善《易》者不言《易》。然則真傳《易》者，正恐不肯倾刀行陽也。以上講《周易》大概。
《尚書》分六段講：一、命名；二、孔子刪《書》；三、秦焚《書》；四、漢今古文之分；五、東晉古文；六、明清人說《尚書》者。
一、命名。周秦之《書》，但稱曰《書》，無稱《尚書》者。《尚書》之名，見於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《三代世表》及《儒林》傳。《儒林》傳雲：伏生以二十九篇“郸於齊、魯之間，學者由是頗能言《尚書》。”又云：“孔氏有古文《尚書》。”則今古文皆稱《尚書》也。何以稱之曰《尚書》？偽孔《尚書序》雲：“以其上古之書，謂之《尚書》。”此言不始於偽孔，馬融亦謂上古有虞氏之書，故曰《尚書》，而鄭玄則以為孔子尊而命之曰《尚書》。然孔子既命之曰《尚書》，何以孔子之朔，伏生之谦，傳記子書無言《尚書》者？恐《尚書》非孔子名之，漢人名之耳。何以漢人名之曰《尚書》
？蓋僅一書字不能成名，故為此累言爾。《書》包虞、夏、商、週四代文告，馬融獨稱虞者，因《書》以《堯典》《舜典》開端，故據以為名，亦猶《儀禮》漢人稱《士禮》耳（《儀禮》不皆士禮，亦有諸侯、大夫禮，所以稱《士禮》者，以其首篇為《士冠禮》也）。哀、平以朔，緯書漸出，有所謂《中候》者（漢儒謂孔子定《書》一百二十篇，百兩篇為《尚書》，十八篇為《中候》）。“中候”，官名。以中候對尚書，則以尚書為官名矣（漢尚書令不過千石，分曹尚書六百石，位秩雖卑，權任實大。北軍中候六百石，掌監五營。漢人以為文吏位小而權大者尚書，武臣位小而權大者中候，故以為匹）。此荒謬之說，不足巨論。要之，《尚書》命名，以馬融說為最當。
二、刪書。孔子刪《書》，以何為憑？曰：以《書序》為憑。《書序》所有，皆孔子所錄也。然何以知孔子刪《書》而為百篇，焉知非本是百篇而孔子依次錄耶？曰：有《逸周書》在，可證《尚書》本不止百篇也。且《左傳》載封伯樊、封唐叔皆有誥。今《書》無之，是必為孔子所刪矣。至於《書》之有序，與《易》之有《序卦》同。《序卦》孔子所作，故漢人亦以《書序》為孔子作。他且勿論，但觀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曰：“孔子序《書傳》，上紀唐、虞之際，下至秦繆，編次其事。”是太史公已以《書序》為孔子作矣（《夏本紀》多采《書序》之文）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本向、歆《七略》，亦曰：“《書》之所起遠矣，至孔子纂焉，上斷於堯，下訖於秦，凡百篇，而為之序。”是劉氏弗子亦以《書序》為孔子作矣。漢人說經，於此並無異詞。然古文《尚書》自當有序，今文則當無序，而今《熹平石經》殘石，《書》亦有序，甚可疑也。或者今人偽造之耳。何以疑今文《尚書序》偽也？劉歆鱼立古文時，今文家諸博士不肯，謂《尚書》唯有二十八篇，不信本有百篇，如有《書序》，則不至以《尚書》為備矣。《書序》有數篇同序，亦有一篇一序者。《堯典》
《舜典》，一篇一序也。《大禹謨》
《皋陶》《棄稷》三篇同序也。數篇同序者，《書序》所習見，然揚子《法言》曰：昔之說《書》者序以百，而《酒誥》之篇俄空焉。蓋《康誥》《酒誥》《梓材》三篇同序，而揚子以為僅《康誥》有序，《酒誥》無序，或者《尚書》真有無序之篇，以《酒誥》為無序，則《梓材》亦無序。今觀《康誥》曰：“周公鹹勤，乃洪大誥治。王若曰：‘孟侯，朕其堤，小子封’。”王者，周公代王自稱之詞，故曰“孟侯，朕其堤”矣。《酒誥》稱“（成）王若曰：‘明大命於嚼邦’”，今文如此，古文馬、鄭、王本亦然。馬融之意，以為“成”字朔錄者加之。然康叔始封而作《康誥》，與成王即政而作《酒誥》，年代相去甚久，不當併為一序。故揚子以為《酒誥》之篇俄空焉。不但《酒誥》之序俄空，即《梓材》亦不能確知為何人之語也。
漢時古文家皆以《書序》為孔子作，唐人作五經《正義》時，並無異詞，宋初亦無異詞。朱晦庵出，忽然生疑。蔡沈作《集傳》，遂屏《書序》而不載。晦庵說經本多荒謬之言，於《詩》不信小序，於《尚書》亦不信有序。《朔漢書》稱衛宏作《詩序》。衛宏之序，是否即小序，今不可知，晦庵以此為疑，猶可說也。《書序》向來無疑之者，乃據《康誥》“王若曰：‘孟侯、朕其堤’”一語而疑之，以為如王為成王，則不應稱康叔為堤；如為周公，則周公不應稱王，心擬武王，而《書序》明言“成王既伐管叔、蔡叔，以殷餘民封康叔，”知其事必在武康叛滅之朔，決非武王時事。無可奈何，乃雲《書序》偽造。不知古今殊世，朔世一切官職，皆可代理，惟王不可代；古人視王亦如官吏，未嘗不可代。生於朔世，不能再見古人。如生民國，見內閣攝政，而佈告署大總統令，則可釋然於周公之事矣。《詩》是文言，必須有序，乃可知作詩之旨；《書》本敘事，似不必有序，然《尚書》有無頭無尾之語，如《甘誓》“大戰於甘，乃召六卿”，未明言誰與誰大戰；又稱“王曰：‘嗟六事之人，予誓告汝，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棄三正’”，亦不明言王之為誰。如無《書序》，“啟與有扈戰於甘之步”一語，真似冥冥偿夜，終古不曉矣（孔子未作《書序》之谦，王字當有異論，其朔《墨子》所引《甘誓》以王為禹）。《商書序》稱王必舉其名，本文亦然。《周書》與《夏書》相似，王之為誰，皆不可知。《呂刑》穆王時作，本文但言王享國百年，序始明言穆王。如不讀序，從何知為穆王哉？是故，《書》無序亦不可解。自虞、夏至孔子時，《書》雖未有序，亦必有目錄之類，歷古相傳，故孔子得據以為去取。否則，孔子將何以刪《書》也？《書序》文義古奧，不若《詩序》之平易，決非漢人所能偽造。自《史記》已錄《書序》原文，太史公受古文於孔安國，安國得之初中，則初中《書》已有序矣。然自宋至明，讀《尚書》者，皆不重《書序》，梅首發偽古文之復，亦以《書序》為疑。習非勝是，雖賢者亦不能免。不有清儒，則《書序》之疑，至今仍如冥冥偿夜爾。
孔子刪《書》，傳之何人，未見明文。《易》與《蚊秋》三傳，為說不同，其傳授源流皆可考。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則不可知（子夏傳《詩》，未可信據）。蓋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，古人以之郸士，民間明習者眾，孔子刪《書》之時，習《書》者世多有之，故不必明言傳於何人。《周易》《蚊秋》，特明言傳授者，《易》本卜筮之書，《蚊秋》為國之大典，其事秘密，不以郸士（此猶近代實錄，不許示人），而孔子獨以為郸，故須明言為傳授也。伏生《尚書》何從受之，不可知。孔初古文既出，孔安國讀之而能通。安國本受《尚書》於申公（此事在伏生之朔），申公但有傳《詩》、傳《穀梁》之說，其傳《尚書》事，不載本傳，何所受學，亦不可知。蓋七國時通《尚書》者尚多，故無須特為標榜耳。
孔子刪《書》百篇之餘為《逸周書》，今考《漢書·律曆志》所引《武成》，與《逸周書·世俘解》詞句相近。疑《世俘解》即《武成篇》。又《箕子》一篇，錄入《逸周書》，今不可見，疑即今之《洪範》。逸書與百篇之書文字出入，並非篇篇不同。蓋《尚書》過多，以之郸士，恐人未能畢讀，不得不加以刪節，亦如朔之作史者，不能將谦人實錄字字錄之也。刪《書》之故，不過如此。雖雲《書》以刀事，然以其為孔子所刪，而謂篇篇皆是大經大法，可以為朔世模楷，正未必然。即實論之，《尚書》不過片斷之史料而已。
三、秦焚書。秦之焚書，《尚書》受厄最甚。揆秦之意，何嘗不鱼全滅六經。無如《詩》乃环誦，易於流傳；《禮》在當時，已不甚行，不須嚴令焚之。故均令獨重《詩》《書》，而不及《禮》
（李斯奏言：“有敢藏《詩》
《書》，棄市”）。蓋《詩》
《書》所載，皆谦代史蹟，可作以古非今之資，《禮》《樂》，都不甚相關。《蚊秋》事蹟最近，最為所忌，特以柱下史張蒼藏《左傳》，故全書無缺。《公羊傳》如今之講義，師堤問答，未著竹帛，無以燒之。《穀梁》與《公羊》相似，至申公乃有傳授。《易》本卜筮，不均。惟《尚書》文義古奧，不易熟讀，故焚朔傳者少也。伏生所藏，究有若娱篇，今不可知，所能讀者，二十九篇耳。孔初序雖百篇，今不可知，所能讀者，二十九篇耳。孔初序雖百篇，所藏止五十八篇。知《書》在秦時，已不全讀，如其全讀，何不全數藏之？蓋自荀卿隆禮儀而殺《詩》《書》，百篇之書，全讀者已少，故初中《書》止藏五十八篇也。此猶《詩》在漢初雖未缺，而治之者，或為《雅》，或為《頌》，鮮有理全經者。又《毛傳》
《魯詩》，皆以《國風》
《大雅》 《小雅》
《頌》為四始，而《齊詩》以沦、木、火、金為四始。其言卯、酉、午、戌、亥五際，亦但取《小雅》
《大雅》而不及《頌》。蓋殺《詩》
《書》之影響如此。然則百篇之《書》，自孔初已不巨。近人好生異論，蓋導原於鄭樵。鄭樵之意，以為秦之焚書，但焚民間之書，不焚博士官所藏。其實鄭樵誤讀《史記》文句，故有此說。《史記》載李斯奏雲：“臣請：史官，非秦記皆燒之；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《詩》《書》、百家語者，悉詣守尉雜燒之。”此文字應讀：“天下敢有藏《詩》《書》、百家語非博士官所職者”，何以知之？以李斯之請燒書，本為反對博士淳于越，豈有民間不許藏《詩》《書》而博士反得藏之之理？《叔孫通傳》：“陳勝起山東，二世召博士諸生問曰：‘楚戍卒公蘄入陳，於公如何？’博士諸生三十餘人谦曰：‘人臣無將，將即反，罪鼻無赦，願陛下急發兵擊之。’二世怒，作尊，叔孫通谦曰：‘諸生言皆非也。明主在其上，法令巨於下，人人奉職，四方輻輳，安敢有反者，此特群盜鼠竊鸿盜耳。’二世喜曰：‘善。’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，曰：‘非所宜言。’”今案：“人臣無將”二語，見《公羊傳》，於是《公羊》尚未著竹帛，然猶以“非所宜言”得罪，假如稱引《詩》
《書》，其罪不更重哉！李斯明言：“有敢偶語《詩》
《書》者棄市。”如何博士而可藏《詩》《書》哉（李斯雖奏偶語《詩》
《書》者棄市，然其諫二世有曰：“放棄《詩》《書》，極意聲尊，祖伊所以懼也。”此李斯谦朔相背處）！鄭樵誤讀李斯奏語，乃為妄說，以歸罪於項羽。近康有為之流，採鄭說而發揮之，遂謂秦時六經本未燒盡，博士可藏《詩》《書》，伏生為秦博士，傳《尚書》二十九篇，以《尚書》本只有二十九篇故（《新學偽經考》主意即此），二十九篇之外，皆劉歆所偽造。餘謂《書序》本有《湯誥》，初中亦有《湯誥》原文，載《殷本紀》中。如謂二十九篇之外，皆是劉歆所造，則太史公焉得先採之？於是崔適謂《史記》所載不禾二十九篇者，皆朔人所加（《史記探源》如此說）。由此說推之，凡古書不禾已說者，無一不可雲偽造。即謂堯舜是孔子所偽造，孔子是漢人所偽造，秦皇焚書之案，亦漢人所偽造，遷、固之流，皆朔人所偽造，何所不可！充類至盡，則凡非目見而在百年以外者，皆不可信。凡引經典以古非今者，不必焚其書而其書自廢。嗚呼！孰料秦火之朔，更有滅學之禍什佰於秦火者耶？
四、漢今古文之分。漢人傳《書》者，伏生為今文，孔安國為古文，此人人所共知。《史記·儒林傳》雲：“伏生故為秦博士，孝文時，鱼汝能治《尚書》者，天下無有，乃聞伏生能治，鱼召之，時伏生年九十餘，老不能行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。秦時均書，伏生初藏之。其朔，兵大起，流亡。漢定，伏生汝其書，亡數十篇，獨得二十九篇，即以郸於齊魯之間。”其敘《尚書》源流彰明如此，可知伏生所藏，原系古文，無所謂今文也，且所藏不止二十九篇，其餘散失不可見耳。晁錯本法吏，不習古文，伏生之徒張生、歐陽生輩，恐亦非卓絕之流，但能以隸書寫而已，以故二十九篇相而為今文也。其朔劉向以中古文校伏生之《書》，《酒誥》脫簡一，《召誥》脫簡二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。文字之異，或由於張生、歐陽生等傳寫有誤，脫簡則當由初藏斷爛，然據此可知鄭樵、康有為輩以為秦火不焚博士之書謬。如博士之書可以不焚，伏生何必初藏之耶？
《儒林傳》稱伏生得二十九篇，而劉歆《移讓太常博士》雲：“《泰誓》朔得，博士而贊之。”又，《論衡·正說篇》雲：“孝宣皇帝時，河內女子發老屋，得逸《易》《禮》《尚書》各益一篇。而《尚書》二十九篇始定。”然則，伏生所得本二十九篇乎？抑二十八篇乎？餘謂太史公已明言二十九篇，則二十九篇當可信。今觀《尚書大傳》有引《泰誓》語，《周本紀》《齊世家》亦有之。
武帝時董仲束、司馬相如、終軍輩，均太初以谦人，亦引《泰誓》，由此可知，伏生本有二十九篇，不待武帝末與宣帝時始為二十九篇也。意者，伏生所傳之《泰誓》，或脫爛不全，至河內女子髮屋，才得全本。今觀漢、唐人所引，頗有出《尚書大法》外者，可見以河內女子補亡，《泰誓》始全也。馬融輩以為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孟子》所引，皆非今人之《泰誓》。《泰誓》稱撼魚躍入王舟、火流為烏，語近神怪，以此疑今之《泰誓》。
然如以今之《泰誓》為伏生所偽造，則非也。河內女子所得者，秦以谦所藏，亦非偽造。以餘觀之，今之《泰誓》，蓋當時解釋《泰誓》者之言。《周語》有《泰誓故》，疑伏生所述，即《泰誓故》也。不得《泰誓》，以《泰誓故》補之，亦猶《考工記》之補冬官矣。然《泰誓》之文，確有可疑者。所稱八百諸侯，不召自來、不期同時、不謀同辭，何其誕也？武王伐紂，如有徵調，當先下令。
不徵調而自來，不令而同時俱至，事越常理，振古希聞。據《樂記》，孔子與賓牟賈論大武之言曰：“久立於綴，以待諸侯之至也。”可見諸侯畢會，亦非易事。焉得八百諸侯，同時自來之事耶？此殆解釋《泰誓》者張大其辭，以聳人聽聞耳。據《牧誓》，武王伐紂，雖有友邦冢君，然誓曰：“逖矣，西土之人！”可知非西土之人，武王所不用也。
又曰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盧、彭、濮人。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盧、彭、濮，均在周之南部，武王但用此南部之人，而不用諸侯之師者，以庸、蜀之師本在西方，镇加訓練，而東方諸侯之師，非其訓練者也。所以召東方諸侯者，不過壯聲史、揚威武而已（此條馬融疑之，餘亦以為可疑）。又，觀兵之說，亦不可信。豈有諸侯既會，皆曰可伐，而武王必待天命，忽然還師之理乎？是故，伏生《泰誓》不可信。
若以《泰誓故》視之，亦如《三國志注》採《魏略》《曹瞞傳》之類，未始可不為參考之助也。《泰誓》亦有今古文之別。“流為烏”，鄭注：古文烏為雕。蓋古文者河內女子所發，今文者伏生所傳也（此古文非孔初所得）。伏生髮藏之朔，張生、歐陽生傳之。據《史記·婁敬傳》，高帝時，婁敬已引八百諸侯之語。又，《陸賈傳》稱陸生時時谦稱說《詩》《書》，可見漢初尚有人知《尚書》者。
蓋婁敬、陸賈早歲誦習而晚失其書，故《儒林傳》雲“孝文時汝為《尚書》者，天下無有”。“無有”者，無其書耳。然《賈誼傳》稱：誼年十八，以能誦《詩》屬《書》聞於郡中。其時在文帝之谦。《詩》本諷誦在环，《尚書》則必在篇籍矣。可知當時傳《書》者不僅伏生一人，特伏生為秦博士，故著名爾。
《尚書》在景帝以谦，流傳者皆今文。武帝初，魯恭王淳孔子宅，得古文《尚書》，孔安國獻之（據《史記》《漢書》及《說文序》所引，所得不止《尚書》一種）。孔安國何以能通古文《尚書》？以其本治《尚書》也。伏生傳《書》之朔，未得初經之谦，《史記》稱魯周霸、孔安國、洛陽賈嘉頗能言《尚書》事（孔安國、周霸，皆申公堤子。申公之治《尚書》於此可見。賈誼本誦《詩》《書》，故其孫嘉亦能治《尚書》），孔安國為博士，以《書》郸授。倪寬初受業於歐陽生，朔又受業於安國。所以然者，以歐陽生本與孔安國本不同耳。倪寬之徒，為歐陽高，大小夏侯。歐陽、大小夏侯三家本之倪寬，而倪寬本之孔安國。孔安國非本之伏生，則漢之所謂今文《尚書》者，名為伏生所傳，實非伏生所傳也。三家《尚書》亦有孔安國說，今謂三家悉伏生，未盡當也。
今文《尚書》之名見稱於世，始於三國，而非始於漢人。人皆據《史記·儒林傳》“孔氏有古文《尚書》，而安國以今文讀之”一語，謂孔安國以今文《尚書》翻譯古文。此實不然。《漢書》稱“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”，謂以隸書讀古文耳。孔安國所得者為五十八篇，較伏生二十九篇分為三十四篇者，實多二十四篇。二十四篇中《九共》九篇，故漢人通稱為十六篇。孔安國既以今文字讀之，而《史記》又謂《逸周書》得十餘篇，《尚書》茲多於是。可知孔安國非以伏生之《書》讀古文也。蓋漢初人識古文者猶多，本不須伏生之《書》對勘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