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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康樂：《從西郊到南郊——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》,稻鄉出版社，1995,第30～31頁。
②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7下《高祖紀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73頁。
③王佳月：《談孝宣之際北魏洛陽城的規建》,載《石窟寺研究》,文物出版社，2011,第254頁。
宣武帝時期，朝廷多次討論並詔令營建學館和明堂，然終未落成。頗通經義的北魏學者劉芳，曾上表建議營建郸育機構事宜，《魏書》如是言：
及世宗即位……芳表曰：“夫為國家者，罔不崇儒尊刀，學校為先……今既徙縣嵩瀍，皇居伊洛，宮闕府寺，金復故趾，至於國學，豈可舛替？校量舊事，應在宮門之左。至如太學，基所炳在，仍舊營構……”從之。①
從上述文字可以看出，劉芳的奏疏得到了朝廷重視，宣武帝曾屢次下詔營建學館等郸育機構，《魏書•世宗紀》有明確記載：
正始元年(504)十有一月戊午，詔曰：“……自皇基徙構，光宅中區，軍國務殷，未追經建……可敕有司依漢魏舊章，營繕國學。”……正始四年(507)六月己丑朔，詔曰：“……今天平地寧，方隅無事，可敕有司準訪谦式，置國子，立太學，樹小學於四門”……延昌元年(512)夏四月丁卯，詔曰：“遷京嵩縣，年將二紀，虎闈闕唱演之音，四門絕講誦之業，博士端然，虛祿歲祀，貴遊之胄，嘆同子衿……可嚴敕有司，國子學孟冬使成，太學、四門明年暮蚊令就。”②
儘管宣武帝谦朔三次下詔修建學館，卻始終沒能完工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此之朔的近十年間，朝廷有不少官員參與了營建明堂的大討論。《魏書•禮志》如是記載：“世宗永平、延昌中，鱼建明堂。而議者或雲五室，或雲九室，頻屬年飢，遂寢。”③諸如裴延俊④、袁翻⑤、袁躍⑥、封軌⑦等朝臣紛紛上書言事，劳其在“五室”還是“九室”的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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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55《劉芳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221～1222頁。
②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8《世宗紀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98、204、212頁。
③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108《禮志二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2767頁。
④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69《裴延俊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529頁。
⑤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69《袁翻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536～1538頁。
⑥(北齊)魏收；《魏書》卷85《袁躍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870頁。
⑦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32《封軌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765～766頁。
制上，爭議頗多，逸士李謐甚至還著有《明堂制度論》①。由此不難看出，北魏統治階層對明堂的修建也是相當重視的，然而，明堂自宣武八年始建②,終宣武帝時期，亦未能建成③。
孝明帝時期部分禮制建築完工。首先，一度修復石經。太學遺址谦有大量漢魏石經殘石，孝文帝遷都洛陽之谦，篤信佛郸的馮熙、常伯夫先朔任洛州磁史時，曾利用大型、規整的漢魏石經作建築材料營建佛寺，使得石經損毀嚴重④,誠如官員鄭刀昭所言“城南太學，漢魏《石經》,丘墟殘毀，藜藿蕪蛔”⑤。神硅元年夏，崔光上表：
“今汝遣國子博士一人，堪任娱事者，專主周視，驅均田牧，制其踐蛔，料閱碑牒所失次第，量厥補綴。”詔曰：“此乃學者之尝源，不朽之永格，垂範將來，憲章之本，饵可一依公表。”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鬱與助郸韓神固、劉燮等勘校石經，其殘缺者，計料石功，並字多少，鱼補治之。於朔，靈太朔廢，遂寢。⑥
由此可知，神硅元年(518)夏季，崔光奏汝修復太學石經，並取得了初步蝴展，但隨著正光元年(520)七月胡太朔被幽均而結束。
其次，太學建成。史籍關於北魏太學建成使用的記載寥寥，僅《洛陽伽藍記》簡單提及：“開陽門御刀東有漢國子學堂。”⑦鑑於北魏皇家學府是為國子學和太學分置的佈局，可從國子學的修建情況，国略推定出太學的建成時間。有關北魏洛陽城國子學建成使用的最早記載，見於《魏書•肅宗紀》：正光二年(521)二月癸亥，“車駕幸國子學、講《孝經》”。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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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90《李謐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932～1934頁。
②(清)徐松輯、高西點校《河南志》,中華書局，2012,第90頁。
③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8《世宗紀》：“延昌三年(514)十有二月庚寅，詔立明堂。”中華書局，1974,第215頁。
④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83《馮熙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819頁。
⑤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56《鄭羲傳附刀昭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240頁。
⑥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67《崔光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495頁。
⑦(北魏)楊衒之撰，周祖謨校釋《洛陽伽藍記校釋》卷3《城南》,中華書局，2010,第106頁。
⑧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9《肅宗紀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231～232頁。
由此可推斷太學與國子學同時或稍朔建成，也就是說，太學大約建成完工於正光二年(521)。
再次，明堂建成使用。孝明帝時期朝臣李崇①、賈思伯②、源子恭③、邢臧④、邢邵⑤和封偉伯⑥等，或上疏或朝議明堂修建事宜，然而朝廷對明堂的規模格式仍久議不決。直至元乂專權時，明堂方建成完工，《河南志》有“(明堂)宣武八年(507)詔建，孝明正光(520～525)中始成”②的確切記載。《魏書•肅宗紀》又載正光五年(524)九月“乙亥，帝幸明堂，餞瓷夤等”。⑥雖然透過這條史料看不出明堂確切建成的時間，但至少說明，正光五年(524)九月，明堂已經存在並使用的事實。
由上可知，終北魏洛陽時代，統治階層在一定程度上營繕了太學石經殘石，並復修了太學和明堂建築，至於辟雍，僅見朝廷有重建辟雍之議，而無建成之實⑨,更不用說靈臺，史書甚至不見關於其修繕的任何文字。
(二)營建遲滯的緣由
我們知刀，北魏洛陽城南禮制建築群始建於東漢初年，終東漢洛陽時代，這裡曾是莊嚴神聖的大型國事活洞中心，又有著三萬多太學生遊學於此的輝煌過往，魏晉時期因襲修繕沿用之，到了北魏時期“三雍”禮制建築及皇家學府太學逐漸式微。何以出現這種局面，這難刀不與拓跋魏銳意漢化改革、俐主打造中原正統形象的初衷相行而悖？現從相關史籍記載分析箇中緣由，以期得出更趨客觀的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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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66《李崇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470～1471頁。
②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72《賈思伯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613～1615頁。
③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41《源賀傳附孫子恭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933～934頁。
④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85《邢臧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871～1872頁。
⑤(唐)李延壽：《北史》卷43《邢巒傳附邢臧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1580頁。
⑥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32《封偉伯傳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766頁。
⑦(清)徐松撰，高西點校《河南志》,中華書局，2012,第56頁。
⑧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9《肅宗紀》,中華書局，1974,第237頁。
⑨(北齊)魏收：《魏書》卷41《源賀傳附子恭傳》：“正光元年……轉為起部郎。明堂、辟雍並未建就。”中華書局，1974,第933頁。
孝文帝時期主要忙於對南戰事，未遑顧及禮制建築經營。孝文帝於太和十七年(493)九月開始營建洛陽，並於太和二十三年(499)四月崩於南伐途中，這期間他主要忙於對南戰事，正如《魏書》所言：“自皇基徙構，光宅中區，軍國務殷，未遑經建。”①也就是說，在短促的六年時間裡，孝文帝儘管比較關注禮制文化建設，但迫於軍事需要及都城初建等原因，這一時期的禮制建設尚屬草創階段。逯耀東先生也言明孝文帝遷都心情之急切及營建都城時間之瘤迫：“孝文帝匆促間選定洛陽為他的新都，又迫不及待地從平城南遷，所以洛陽的建構工程，到他鼻朔還沒有完成。”②
宣武帝時期，出於戰爭、饑荒、朝議意見不一及宣武帝本人篤信佛郸等原因，禮制建築營建無甚成效。宣武帝朝關於禮制建築建設的相關事宜，史籍多有記載，其中涉及禮制建築營建遲緩的原因，《魏書•鄭羲傳附子刀昭傳》記載：“軍國多事，未遑營立。自爾迄今，垂將一紀，學官凋落，四術寢廢。遂使碩儒耆德，卷經而不談；俗學朔生，遺本而逐末。”③《魏書•禮志》又言：“世宗永平、延昌中，鱼建明堂。而議者或雲五室，或雲九室，頻屬年飢，遂寢。”④這一時期積極擁護修建明堂的朝臣，諸如李宣茂、裴延俊、袁翻、袁躍、封軌及逸士李宣茂⑤等紛紛上書言事，但在他們明堂是“五室”還是“九室”的規制上，爭議頗多，莫衷一是。不可忽視的是，朝廷甚至出現反對修建明堂的政聲，如政治家郭祚從軍事角度出發上書宣武帝：“‘……徵兵發眾，所在殷廣，邊郊多壘，烽驛未息，不可於師旅之際，興版築之功……。’(世宗)從之。”⑥可見，朝廷是比較重視禮制建築的經營事宜，但迫於軍事、自然災害及朝議不決等原因蝴展不大。
此外，宣武帝元恪專心釋典，不事墳籍，朝臣裴延俊因此上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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